摘要：宋代是易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涌现大量易学家和易学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易学典籍逾两百部。然而，大量典籍在流传过程中因多种原因散佚不全，其中不乏有重要学术价值者。明代《永乐大典》编纂时，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大量典籍，包括大量明初尚未亡佚的宋代易学著作，其中一些被整部、整篇或整段保存，为后世整理、恢复散佚易学典籍原貌提供了珍贵文本依据。但《永乐大典》“用韵统字、用字系事”的类书编纂形式，导致易学典籍内容分散、原貌难寻，给检索和阅读相关文献带来极大不便。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对《永乐大典》中部分亡佚的易学典籍开展辑佚、校勘工作，为后续典籍原貌的恢复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然而，四库馆臣的辑校工作不免存在漏辑、脱文、臆改等问题。有鉴于此，以《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宋代易类文献为主要研究范围，通过系统整理现存《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易类文献，发掘散佚篇章和段落，并将之与《四库全书》辑本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获得更为丰富甚至更为可靠的版本信息，从而重新认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所存宋代易学典籍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意义。

第一章是对易类文献进行整体介绍。基于对现存《永乐大典》载易学典籍基本情况的梳理，结合《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的辑录情况，可筛选出易学典籍共十三种，然因各种原因，有五种无法展开比勘工作，包括邵伯温《易学辨惑》、程大昌《易原》、蔡渊《易象意言》、俞琰《读易举要》和徐总干《易传灯》。其余八种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包括司马光《温公易说》、李光《读易详说》、李杞《用易详解》、都絜《易变体义》、丁易东《周易象义》、郑刚中《周易窥余》、赵善誉《易说》和冯椅《厚斋易学》。

第二至四章是主体部分，旨在对《永乐大典》中宋代易学典籍展开综合研究。主要根据典籍所涉学者的研究方向和典籍所呈现的学术特色，将八种易学典籍划分为义理类、象数类、义理象数并重类三大类别。第二章聚焦义理类典籍，包括司马光《温公易说》、李光《读易详说》、李杞《用易详解》三种典籍；第三章围绕象数类典籍，以都絜《易变体义》、丁易东《周易象义》为中心；第四章主要考察义理象数兼治并重的典籍，包括郑刚中《周易窥余》、赵善誉《易说》、冯椅《厚斋易学》。将《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相应内容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二者间存在大量异文。分析异文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四库馆臣对辑出文本多有校改，如删汰冗文、更定章句、重编卷帙，此举可见其整理《永乐大典》的文献校勘完善之功；另一方面，馆臣的辑佚也不免有讹字、脱文、衍字等疏舛之处。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勘，也能为重新认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中宋代易学文献的价值提供文本上的依据。

经过文献层面的综合整理，也能为思想层面的阐释提供新的思路。例如，义理类典籍中，司马光《温公易说》崇尚人事，反对虚妄之论，多从日常伦理规范和政治实践需求出发解读卦爻辞，体现儒家“经世”传统；李光、李杞则以“以史证《易》”为研究范式，其中李光在《读易详说》中援引大量历代史事，以历史发展的规律印证卦爻义理，通过“史例”阐释“易理”，使抽象的卦义具象化，被四库馆臣称为“史事宗”开创者；展现了义理派发展至宋代的新动向。象数类典籍中，都絜《易变体义》以“变卦”为核心，通过变卦推演解读卦爻辞的吉凶，注重象数符号的内在逻辑；丁易东《周易象义》对前代“取象解《易》”方法进行系统整理与归类，提出以“ 以象论易”的治《易》主张；系统呈现宋代象数易学的学术特质。义理、象数兼容的类别下，可以看到学者“义理为体、象数为用”的基本路径。其中，郑刚中《周易窥余》以“穷理尽性”为解《易》目标，对卦象的变易规律进行细致梳理，又始终以义理为核心指向，将象数推演与义理关联；冯椅的《厚斋易学》在援引前代易说的同时，将象数解读与义理结合，形成“象 数为表、义理为里”的治易特色。均体现了两宋以来，象数、义理合流的大趋势。

立足《永乐大典》残卷和《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的比勘研究，可从文献整理和易学思想研究两方面进行系统总结。在文献整理方面，《永乐大典》残卷在还原文献原始体例、呈现原作者思想上具有重要价值，可助力对现有版本的文献订正讹误和校补脱漏的工作，同时，《四库全书》辑佚成果的文献价值也须予以重估。易学思想研究方面，象数和义理关系是宋代易学的核心命题，学者或偏重义理，或侧重象数，不过大部分学者仍在探寻二者兼治并重的可能，他们或以义理为主导，但不废象数，以象数推演服务义理阐释，或立足象数来阐发义理。此外，这些典籍还显示出宋代易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即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宋代易学家多将治《易》、解《易》与时代需求、个人经历紧密结合，重视《周易》的实践功能和社会价值，使《周易》从经典文本转化为指导社会政治实践的思想工具，充分体现了宋儒“ 以实用为导向”的易学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