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自隋唐始建，至1905年最终废止，一千三百余年间，《易经》始终是其重要的考查内容。科举考试既是易学发展呈现和传布的平台，又通过确立标准，引导和制约着易学的发展；同时，清代易学学术的发展既通过影响统治者和考官，自上而下的影响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以《易》为首的经学发展又通过影响普通士人，自下而上推动着科举制度的变革。易学影响着科举，又不断从科举中获得交互和反馈，二者呈现出一种动态细致、紧密联结的演进过程。

清初继承了元明“专经试士”的制度，选择《易》作为专经的士人数量一直较多，尤其在当时较为发达的地区选《易》举人比例相对更大。修习的人愈多，相关书目和教师愈多，学风便愈浓厚。考生数量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竞争压力更大。《易经》在读书人中普及率始终偏高，影响广泛，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经典，进而为带动易学相关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营造了坚实的基础。先是，清初士人将明亡一部分地归咎于科举考试空疏无用，通经致用成为时人的共识，实学之风掀起了一股质疑宋易的思潮，毛奇龄、胡渭等一批易学家开启了辨伪考证、恢复汉易的朴学易。

至于乾嘉，实学兴起使士人对于通经致用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学者和考生的共同推动下，1787年，“专经试士”演变为“《五经》并试”。此种出题方式要求考生必须对所有经书都详加研读，对考生贯通经学的要求显著提升，读书人对《五经》投入的精力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促成乾嘉时期恢复汉易、注重考镜源流、典章名物的朴学易的兴盛。易学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学者—科举考官—科举考试题目/取卷—士子读书/教育—学者”这一链接方式呈现出来，既影响了科举的考查方式和标准，进而又影响到广大士人的认知，“反哺”朴学易的发展。

道光之后，异种文化的强势侵入打断了经学——科举之间原有的发展逻辑和进程，由于官方的推崇，宋易隐有复兴，朴学易受到了较大打击。同时科举考试方法的固化，也使得易学的发展循环式地陷入空疏风气，推动朴学易趋向琐碎繁杂。易学逐步与科举考试牢牢绑定，清末科举终被废除，易学也不再是士子的必修课，孕育易学发展的土壤近乎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