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朴学是我国传统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经学研究得到了显著发展，易学研究自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历经数千年形成了两派六宗的发展脉络，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清代学者承继数千年来的学术积淀，尤其乾嘉易学不仅在清代更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乾嘉之时，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倾心易学的名家学者，其中既有专门治《易》的惠栋、张惠言、焦循等，又有虽未撰写关于《周易》的专著，但亦兼治《易》的王鸣盛、戴震、章学诚和王念孙、王引之等。这些学者按照年龄齿序排列为惠栋、王鸣盛、戴震、章学诚、王念孙、王引之、张惠言和焦循，他们共同构成了乾嘉时期易学思想发展的动态图景。惠栋是乾嘉易学中时代较早的代表人物，具有鲜明的汉代象数易学色彩，而且确立了清代朴学研究范式，影响深远。不过也应该看到，惠栋对汉代学术资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而且在一些具体的论述上超出了汉人的成说。也就是说，惠栋的易学研究虽然带有鲜明的复古特征，但他并非简单地照搬汉代学术，而是利用汉代学术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易学理论体系，进而满足探求天道为治学旨趣。王鸣盛有意识地通过考据训诂的学术方法来解决《周易》文本形成及其流传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他关于《周易》在汉代名称的辨析即是一例，当然他对象数易学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和对义理易学一概排斥的学术态度，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乾嘉学术的时代特色。戴震虽然缺乏系统的易学著作，但他对易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一方面，戴氏的易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朴学色彩，延续了古人对于超越性天道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系辞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等语句的诠释探求《周易》义理，构建贯通天道与人事的哲学体系，展现出与宋明理学家更为相近的学术路径，不得不说具有兼综汉宋的意味。章学诚是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但他在治学过程中善于将史学理论的论析和易学观点的阐释相结合，比如其将道不离器说和《易》以天道切人事相互印证，可以说章氏对易学的认识构筑了其史学理论的底层基石，确立了易理与史论结合的典范。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通训诂，他们运用因声求义研究方法解《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训诂的随意性，确保了《周易》解释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构建了具有训诂色彩的《周易》阐释体系。张惠言在对虞氏易进行还原和拓展的基础上，将易学与礼学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贯通的方式将天道与人道衔接在一起，使易学更加接近于人道而不再是抽象的存在，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焦循在将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注重跳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在完成《周易》阐释体系的建构后，还将《周易》象数中的义例导向了仁、义、礼等道德价值的建构，展现出强烈的寻究人道的色彩。
  应该指出，虽然乾嘉学者所讨论的诸多易学问题和前人存在很大重复，但他们却并未落入老生常谈的窠臼，而是实现了对前人的深化和超越。而且尽管乾嘉时期诸多学者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乃至学术理念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抽丝剥茧后不难发现其易学研究的旨趣或指向天道、或归于人道。同时受到乾嘉时期注重考据训诂的学术风尚影响，考据成为学者们普遍重视而且纷纷采用的治学之道，并影响到乾嘉时期易学思想的风格特点。可以说，对天道的探求、对人道的探索和考据训诂方法的运用共同构成了乾嘉时期易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乾嘉易学不仅是乾嘉学术的组成部分，更是我国古代易学以及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只有对乾嘉时期易学思想进行细致梳理和全面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认识乾嘉时期易学思想的整体面貌与学术特点，这不仅有助于考察清代学术的具体构成和时代特色，进而完整系统地呈现其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深远影响，也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和全面认识易学史上诸多问题，进而窥探中国易学史的发展轨迹和主要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