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8月31日下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邓瑞全教授）：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探讨当代著名学者余敦康先生的学术思想。

　　余先生生于1930年，湖北汉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学术顾问，1993年至2002年，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余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出入儒、释、道三家，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特别是在儒学、玄学、易学三个领域，用功最深，建树最多，成果斐然。余先生的主要著作《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易学今昔》《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魏晋玄学史》《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汉宋易学解读》《周易现代解读》等，以综合性和开创性示范学人，一向为海内外学界所推重。

　　余先生的学术旨趣和关注点从未脱离国家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力图解决当今时代遇到的新问题，特别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从传统文化中获取理论支点和思想资源。余先生主张，根据对未来的展望来重新认识传统，并上升为理性的自觉，最终建立起既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又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且与世界优秀文化沟通、互融的哲学精神和价值理念。

　　余先生坚持，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经典解读、严谨的学理分析和逻辑推导之上，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念、“人能弘道”的担当意识、综合创新的学术自信、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颇具一代学术大师的气度。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光明日报》国学版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研讨会，研究余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探讨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取得的成就，学习余先生的学术品格和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古代文化史、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对青年学者，更有激励和示范作用。

诠释学是哲学、哲学史的唯一进路

洪汉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余先生比我大8岁，1956年我进入北大读本科时，他已经是研究生。1957年我们都被打成右派，次年一起在北京郊区斋堂劳动改造，我们成为苦难中的挚友。后来余先生回到北大，在资料室工作，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帮他抄写资料，周末我们一起去颐和园湖中游泳。我从1963年离开北大到大西北工作后与余先生联系较少，直到1978年到社科院之后才又联系。余先生过去身体好，喝点小酒谈笑风生。现在是不可能了，坐上了轮椅。书也都捐献了，跟我表示很遗憾做不了学问了。今天看到视频中余先生的气色很好，我觉得很欣慰。余先生一直非常重视诠释学，指出一定要搞起诠释学，而且要学派式地搞，打出旗号。今年春节嘱咐我说自己身体不行了，要我挂帅，把中国经典诠释学说推广到全世界，非常诚恳。

　　余先生在社科院有一篇《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的演讲。就这篇文章我谈谈余先生的思想。第一，余先生指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家就是哲学史家。搞哲学离不开哲学史。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一辈子不断画逗号，始终不能画句号，感到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涉及了哲学与哲学史、思想与思想史关系的问题。自己搞了一辈子无非是搞了哲学史而没有搞哲学。第二，哲学研究就是诠释学。哲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一经研究就已经进入历史发展的进程了。要把前面的读一读，想一遍，这都是通过诠释得来的。要诠释，要有诠释对象，不能只讲自己，也不能光讲别人。因此，诠释学是哲学、哲学史的唯一进路，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哲学就是经典诠释。第三，诠释就是理解和对话。经典没有固定不变的原意。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自己的经典。经典除了带有原创性，还必须要有开创性。经典要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发展，绝不是固定不变的。什么叫作原意？为什么要把原意搞出来呢？有什么用呢？争来争去都是假问题。经典诠释的重要标准是按照时代需要重新进行阐释。真正的经学家是时代的代言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余先生的诠释学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是比较接近的。第四，中国有自己的诠释学，从先秦时就有了。每个民族、宗教都有自己的诠释学，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崇洋媚外在学者身上体现得最严重。我们要发掘自己两千多年的经典诠释学。第五，搞诠释学不光是理论，要具体诠释东西。现在在经学方面是一片空白，我们对古代的经典并没有解释。

　　对余先生的上述观点，赞同之余我认为有几点值得商榷：一是我们与经典的关系问题。余先生认为是我们需要经典，经典并不需要我们。实际上我们与经典彼此需要，经典是需要我们来不断阐释的。二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诠释学的问题。在从事西方诠释学的学者看来，中西方诠释学的研究者在概念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与中国现代经典诠释学两个概念要分清。三是诠释学是要做具体的研究，但是不能否定诠释学理论的研究，要允许一部分人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

　　中国哲学转轨的旗手

　　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余敦康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一生从事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我想应该给他一个历史定位与评价，想了很久，觉得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比较合适：“中国哲学转轨的旗手。”

　　在我看来，中国思想史有一个蛇行线式的发展规律。英国著名画家、美学家荷迦兹曾说：“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这是美学家的审美判断，而我想做的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描述。如果我们画一条由下而上的蛇形线，中间用一条中轴线来贯穿，呈现在左面的是西周王官之学（六经）、两汉经学、南北朝隋唐经学、清代经典考据学，呈现在右面的则是诸子百家之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近代西方哲学。左侧表现为经学，右侧表现为哲学，二者交替向前行进。当一种思潮走到极端时，就会转向另一思潮。而现代正好走在了一个需要转轨的临界点。

　　此前的一百年，即从20世纪初开始，由于西方哲学的引进，有一个用西方哲学范式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思潮，一百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随着西方哲学范式的变换而起舞。应该说，这期间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学习是很虔诚、认真的，也学到了许多的精华。但今天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用西方哲学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现在应立足于民族本位文化，构建中国的现代哲学。近20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呼吁弃用西方哲学范式，开创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哲学范式。其具体方法是，重新回到中华元典，从那里寻找灵感和智慧，以酝酿、创造有中国气派的新哲学。余敦康先生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经常启发我们不只是做哲学史家，更应该做哲学家，不应当只是做思想史家，更应当做思想家。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哲学转轨的旗手”。

　　余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上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他不改初心，一直为弘扬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而不懈努力。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由衷的热爱，并且始终处于学术的前沿，他内心一直在思考中华文化究竟应该怎样发展。在他看来，今日中国，需要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的新的哲学体系、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既能融汇先哲的智慧，也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

　　余先生研究上古宗教，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基因的层面，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中国人重视血缘、重视家族。近百年来学者以西方文化为坐标，把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完全当作负面的东西加以批判。余先生则反思其中的积极因素，认为它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他的研究不仅仅是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而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究竟能不能现代化？余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鼓励我们尽力探寻民族文化灵魂性的东西。我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提出，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的价值观，中华元典就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余先生对此很欣赏。

　　余先生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的思想很犀利，有很强的穿透力，一下就能抓到问题的实质。他的语言又非常幽默，一讲话就能抓住听众的心。这一点学术界同仁都很钦佩和羡慕。

余先生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每次与余先生交流都会得到很多启发。他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

　　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与余先生接触不是很多，但非常关注先生的研究。感觉他一直走在前沿，非常突出。很关注中国历史的研究，包括上古史。与侯外庐先生思想有相通之处，都认为追求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不能不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先生也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上古的宗法和背后的血缘性、家族宗族组织很关注，抓到了特点。先生与侯先生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先生主要以中国的历史思想与文化为本，参照西方来形成自己的东西。余先生的思想很前沿，也关注西方的很多理论，但不认为西方理论就能解决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整合，在理论上要以我为主。如果自己的思考不能反映时代的脉搏就成不了思想家、学问家。余先生的主导思想以中国、中华民族为主，探讨中国文化思想的特质、民族的独特性、历史发展道路特点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关联。像余先生这样有着坎坷的经历，有着精神上追求的学者，现在比较少见了。引用的东西不熟悉、不钻进去很难看到实质，余先生在各个领域都能钻进去，很了不起。没有哲学头脑成不了思想家，不钻研哲学史、思想史也不能成为思想家，像先生这样做，中国学界出现一些大家是有可能的。否则就是工匠或者是空谈，先生的学术路径很好地避免了这两种偏差的出现。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张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敦康先生的学术兴趣转移到易学研究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易学著作，在《周易》经传性质、《周易》经传思想的核心价值、易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以及易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均有创获，为推动当代易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贡献卓著。

　　关于《周易》经传性质的研究方面，余先生认为“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就总的趋势而言，儒家往往要从道家那里借鉴自然主义的思想，道家也往往要从儒家那里汲取人文主义的营养来补充自己，从而在中国思想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余先生认为，《周易》的思想模式代表了一种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所以他认同《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之论点。余先生此举对于思考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对于《周易》经传思想核心价值的诠释，是余先生易学研究的另一贡献。《周易》经传中蕴涵有丰富而宝贵的和谐思想，余先生立足当代，对此作了系统诠释：就价值理想而言，一个以“太和”为最高天人和谐的“易道”，实质上就是《易传》思想体系中统贯着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这样《周易》自觉地接上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融汇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和谐之道，也最能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想。余先生还深刻地揭示了《周易》和谐思想中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认为《周易》主张和谐、讨论治乱兴衰的规律，实为拨乱反正之书。历代有识之士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周易》经传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余先生此论，有助于我们持续深入地研究《周易》的政治智慧，更好地理解“易道”的特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

　　在治易理念和方法上的开拓创新，余敦康先生的贡献也十分突出。在中国易学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流派，清代四库馆臣将其总结为“两派六宗”。余先生强调，我们的易学研究，应该实现从“描述的水平”向“理论的高度”的提升，他本人已不再满足于对具有“理论的高度”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的哲学思辨，而是对易学思想的时代功能选择展开深入思考，这在其宋代易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余先生对于传统易学加以诠释的出发点，是力图描绘出经先秦积淀而形成的“易道”，即《周易》的思想精髓在不同历史时期外化发展的过程。这种“外化”主要表现为通过政治决策的合理化，实现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完成内圣外王的贯通。在具体研究中，余先生做到了“我和经典构成一个‘视界的融合’”，不仅很好地将思辨阐释与史实考辨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使学术思潮与政治发展互动交融，可谓是将历史实证与理论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范例。

余先生对于易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当代价值也格外重视、极力彰显。他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很多典籍都提到了“和谐”这一理念，但是将其提升到哲学高度的，最为主要的就是《周易》。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同时也关乎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此相联系，余先生强调，《周易》智慧，特别是其“涉世妙用”，是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各项事业也能够起到某种指导和借鉴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回归的大背景下，余先生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国学经典的普及、推广也特别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从而铸就了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典范。

　　中国路径的“本”

　　梁枢（《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评价一个思想家，应放在他与时代的关系中去考察，才能给出比较客观的定位。在我看来，余先生是今日之中国为数不多的坚守在“家”的儒者。

　　若以孝共同体为坐标，至少自“五四”以来，离开这个共同体，也就是从我们的“家”向外走出去，是一个基本的态势与走向。争着从“家”里出来，而且带着孔子一起离开，很大程度上成为20世纪儒者的共同心态。怎么才能离开呢？要从新文化的冲击中把孔子拯救出来，就得解决仁以及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要解决合法性，就得与基于血缘的共同体作一个区隔。时代命运重压之下，可以于儒者身上明晰地感觉到一种“合法性焦虑”：只有超越血缘性，才能把世代中国人作为基因的孝共同体属性，也就是“特殊主义”抽象掉。正是通过这一抽象，孝共同体被清场，仁得以顺利地进入单子世界，出现在两个“孤立的个人”之间，获得普适性。

　　在这种“向外走”的时代潮流滚滚袭来的时候，那些逆潮流而动，坚守在“家”的儒学学者，便格外地令我们肃然起敬。我举两位当代学者。一位是安乐哲先生。在出身于异文化的安乐哲看来，中国人的家是世界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之策源地，在很多中国学者想方设法地将仁、将儒学与传统家庭相区隔的时候，乐安哲想的却是：“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价值是否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促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另一位就是余敦康先生。

　　2002年9月于《光明日报》刊出的《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是我主持的有余先生参与其中的第一个访谈，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先后又有《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五十年国学沉浮录》《新理学七十年》《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等。把这些访谈放在一起连贯着来看就会发现，余先生的言说中有一个很一贯、很稳定的“本”。这个“本”也就是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言的“本”；就价值观而言，这个“本”为余先生提供了一种基于理性的信念的支撑，让他在别人往外走的时候，还能坚守在“家”里；就思想方式和表述方式而言，这个“本”构成了余先生的一种稳定而持续的“语境”。

　　若我们非得给这个“本”起个名字，那就是共同体。

　　共同体作为本，有四个基本特点：基于血缘；尊亲结构；九族、百姓、万邦三位一体；道德、制度、信仰互为中介。对此，余先生于《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两部著作中，都有深入的论述。

　　余先生以宗统连贯三代，鲜明地指出了基于血缘这一共同体思维的首要特点。从五帝到三代，中国“古人之大体”经历了从“公天下”向“家天下”的历史转型。在此过程中，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分化，分工和阶级产生，原始共产主义逐渐瓦解——此乃中西通例。但是在中国，本应逐渐退出历史的血缘、宗族等“公天下”的社会组织形式，却被作为结构性的资源，用以自觉自为地建构社会共同体，由此走出了一条与中西通例之历史相反的曲线，开创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

　　前轴心时代，诸如天命之于商，德之于周，礼之于春秋，这些概念何以处于当时思想世界的中心，成为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回答这些本原性的问题，都要基于血缘才有可能。余先生把三代看成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宗统作为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原则于其中一以贯之。而宗统所指称的正是我们的家——孝共同体。由此，余先生将中国路径的探索，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发生学源头的追溯，导入了共同体历史的逻辑和语境之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

　　不仅如此，他还实际地给出了共同体的尊亲结构。这一方面表现在其关于尊尊亲亲关系的论述中，另一方面是在对商周之变的历史总结中，实际地指出尊尊亲亲是共同体最大的德。由此，中国文化“道德主体性”，道德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优先性”“德性伦理”等等，就走出抽象实体的状态，而成为结构性的存在。

　　在余先生的论述中，共同体概念为我们呈现出重要的多层面的方法论意义。它引导我们从以往的儒学研究侧重于修己安人，侧重于主体与实践，而进一步深入到客体、结构与时代。它帮助我们把古今两个共同体打通，把当代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在科学总结古代命运共同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

新世纪兴起的国学热表明，今天的中国人，正在经历着至少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向：我们正在从“向外走”的态势中转身，我们正在“回家”。而在“回家”的路上，余先生是一位引领者。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