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理解使用从中国引进的纪传体形式而编撰的韩国史书提供基础资料，因此简单介绍了纪传体的特征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次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对韩国最初使用纪传体形式的《三国史记》进行分析进而了解《三国史记》以后出版的纪传体形式的史书的特征，搜集将中国的纪传体形式使用于编撰韩国史书的相关资料。简单整理本研究如下。 第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编撰可谓史书的史籍，以《史记》为基准纪传体的体裁特征得到了确立和改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的急剧转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巨大变动，这让诗歌形式不足以反映全部社会内容，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需求、表现新事物和新内容，散文开始兴旺，养士、游说、从师之风的盛行促成了散文的发展。 第二、自秦汉时期以纪传体形式记录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正史，纪传体传到韩国并且作为现存最早的韩国史书《三国史记》的体裁。《三国史记》是金富轼经历高丽中期 的国内外政治、社会的混乱后所编撰的高丽时期的代表性正史。金富轼第一个引进了纪传体这一中国的正史体裁，并且分为本纪、年表、杂志、列传来编撰。在叙述方式方面，根据述而不作原则记录了历史事件，引用了国内外各种文献资料来叙述并且明确记录着出处。所以《三国史记》作为客观记录三国时期的历史的史书具有其价值，而且可以作为三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及了解金富轼与当时两班士大夫的历史认识的重要资料来利用。《三国史记》直接使用了《汉书》的纪传体方式，形成了本纪28卷、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共计50卷的形式体系。韩国绝对缺乏这种编撰纪传体的古代资料，而且自高丽末期开始政治分派严重，因此缺乏客观的史料分析能力，而仅仅是从某一派的观念出发编撰史书。 第三、《三国史记》以后所编撰的纪传体的数量并不多。虽然以纪传体而编撰了《高丽史》、《东史纂要》、《东史》、《东事》，但是作为单行本来编撰是《高丽史》和《东史纂要》。《东史纂要》个人编篡而《东史》与《东事》收录于个人文集。所以三本书以史书作用不够合适。另外方面，虽然《三国遗事》没有以完整的纪传体形式进行叙述，但是具有其独特的形式，不仅各篇的目录名称不同，所包括的记事的性质也是野史，不过这也是只有在韩国能看到的独特形式的纪传体。采用纪传体的许多史书中提及《史记》的影响的理由，就是以它为史书的源泉继承《史记》的纪传体由来与源流形式而创作。《史记》的‘列传’是司马迁个人价值观和历史意识为基础,选定人物，跟人物相关的故事作为核心内容。它在文章最后作家对各个人物以‘论赞’的形式来评价。通过这么三种过程编撰列传。这样编篡列传是以后不仅是在韩史书编篡方式，而在日本会大的影响。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对韩国最初使用纪传体形式的《三国史记》进行分析，进而掌握《三国史记》以后编撰的纪传体的特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搜集使用从中国引进的纪传体形式而编撰的史书的相关资料并且进行研究，也为其他研究提供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