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历代对《周易》及易学的研究都极为繁盛。乾嘉时期的易学研究，以回归两汉、兴复古学为特色，在文献辑佚、校勘训释、义理发挥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中国易学研究史上的又一黄金时期。乾嘉时期的易学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乾嘉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引领风气作用，在整个清代的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易学史的发展和学术史的发展结合，以乾嘉时期对汉代易学的研究为线索，选取在乾嘉易学史、乾嘉学术史上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作为考察对象，对其易学成就、易学理念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研究，试图使中国易学史、乾嘉学术史、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范畴、内容、深度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
　　 惠栋、张惠言、焦循，在乾嘉学术史上以易学名家。本文除了考察他们对汉代易学文献的辑佚、训释之外，也于他们对汉代《易》说的继承、发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惠栋四世家传易学，撰有《易汉学》、《周易述》等，对汉代易学如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人的《易》说，加以钩沉、表彰，还对汉人易学研究中的《易》推天人之道、《易》尚中和等观念进行了发挥。张惠言专宗虞翻易学，撰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等，使虞翻易学大明于世。易汉学的研究迅速成为乾嘉时期易学研究的主流，进而这种“唯汉是求”的风气扩展到整个乾嘉学术界。焦循号称“通儒”，撰有《易学三书》，对汉代解《易》的体例、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挥，对汉代象数易学体系进行了修补、完善。同时，焦循并不认同“唯汉是求”的学术倾向，反对盲目崇信汉儒之说，主张独立思考。
　　 除了惠栋、张惠言、焦循之外，乾嘉时期还有不少非以易学名家的重要人物。他们或为当时对汉学鼎力相助的封疆大吏，或为乾嘉时期经史之学大师，或为一时学界的领袖，或为怀才不遇的时代学术俊杰，对乾嘉易学的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戴震、钱大昕等人，身为乾嘉汉学家的突出代表，精通经、史、天文、历算、音韵、训诂之学，不专一经而无经不通，虽无易学专著，但同样对汉代易学相当关注。他们对《易经》、《易传》的作者等易学的基本问题，对汉代诸家《易》说，对宋易图书之学，等等，都有较为精辟的见解和观点，对当时及后世易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