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作为历代正史的不祧之宗，自刊布行世以来得以不断广泛传播和多层面研究。汉末魏晋至随唐时期逐渐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有“《汉书》学”之称，在宋元明时期《汉书》研究走向了多元、深化的发展，而进入清代以后，传统《汉书》研究进入了综合和总结时期。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受乾嘉考据学风和方法的影响，在校勘训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整个清代《汉书》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较为特殊的地位，并对后来王先谦作《汉书补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本文主要围绕《汉书》研究的各个层面，深入考察了乾嘉时期《汉书》研究的基本成果和特点，进而彰显其对中国古代《汉书》研究乃至清代学术发展的贡献。 就《汉书》的通释性研究而言，既有对《汉书》全书进行通篇研究，又在“通释诸史”的范围内对《汉书》相关内容进行各有侧重的解释和阐发，从而对《汉书》全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注释和考证，是这一时期《汉书》研究成果和特点相对集中的体现。 就《汉书》表、志研究而言，乾嘉诸儒在《汉书》的表志校注方面用力最深，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今人表》、《地理志》和《艺文志》，其中以《地理志》的研究最为突出，代表了这一时期《汉书》专志研究的最高水平。 就史汉异同研究而言，乾嘉诸儒在继承前人史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书》和《史记》在编纂思想和体例、行文繁简、撰述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化和丰富了《汉书》研究的层面。 总而言之，从一定意义上讲，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中国古代学术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特点和表现形式与中国古代学术总的发展规律是相一致的。而深入到其具体的研究层面则又显现出某些独特的内在理路和研究内涵，进而推动了中国传统“《汉书》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最终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