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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浅说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周易》天人合一、太和中正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居安思危、慎终敬始的忧患意识等,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一书以其宏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传承不绝,历久弥新,数千多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特别推崇和高度重视。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到作为中国古代文献总汇的《四库全书》,《周易》一直在其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经学,那么《周易》则是经学的核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易》一书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升华,逐渐由原始的占卜之书发展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学著作,并对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建设,对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化学、农林、医药、建筑、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几千年来,人们对《周易》和易学文化的研究从未间断,至今依然热度不减,高潮频起,而且业已成为全球性、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课题。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和平崛起,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若想深入了解、真正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周易》和易学是无论如何也都绕不过的一个关键点。《周易》素以深秘玄奥、晦涩难懂著称,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和研究,有必要对《周易》的基本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周易释名

 

    《周易》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前人多认为《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则是周代之《易》。《连山》、《归藏》的存在与否、时代关系等问题,一直是易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歧说纷然,莫衷一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竹简《归藏》,约为战国末期的抄本。根据相关考辨和研究,竹简《归藏》虽不会太古,但《归藏》本为殷商筮书是较有根据的。《连山》、《归藏》的结构与《周易》相似,《周易》有可能是在二《易》尤其是殷代《归藏》的基础上损益修改而成的。在周代,三《易》可能同时并存,一起流传。

    关于“周”字的含义,前人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据宋代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汉代郑玄曰“《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认为“周”为“周普”、“周备”之义。唐代孔颖达则认为“周”乃“周代”之义,于《周易正义》卷首曰:“《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孔氏的这一观点,后为宋代朱熹等人所继承。

    对于“易”字含义的解释,前人也是众说纷纭。郑玄依据《易纬·乾凿度》,认为“‘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1],即“易”有简易、变易、不变三种意思。孔颖达《周易正义》沿袭此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于“易”下说:“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祕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此处表达了“易”的两种含义:一是“易”是蜥蜴等动物,因为这些动物能够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随时变换自己身体的颜色,“易”即是取象于这种改变、变换的属性,假借为“变易”之“易”;二是“易”由日、月组成,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二气合之为“易”。《说文》以字形、字音而求字义,又颇合《周易》思想要旨,东汉魏伯阳、三国吴虞翻直至清代的姚配中等均力持此说。清初学者毛奇龄更是综合前儒诸说,在《仲氏易》中提出“易”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五义。《周易》主要阐释阴阳变化、推移及其消长盈虚,从而揭示天地、自然造化、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规律,所以我们认为,“易”的基本含义就是易简、变易、不易三义。

 

二、《周易》的结构和体例 

    《周易》包括经、传两大部分。经由六十四卦和起解说作用的卦、爻辞组成,分为上、下两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上下两两相重而成,每卦由阳爻、阴爻两类符号由下而上画成。八经卦即乾、坤、震、艮、坎、离、巽、兑,其基本象征分别为天、地、雷、山、水、火、风、泽。阳爻与阴爻的属性相反,阳爻,又称刚爻,代表阳刚、尊崇、男性、奇数以及其他象征积极向上的事物;阴爻,又称柔爻,代表阴柔、卑贱、女性、偶数等代表消极向下的事物。六十四卦由八经卦两两相重而成,故每卦由六爻组成,自下而上分别称为初、二、三、四、五、上,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下卦又称内卦或下体,上卦又称外卦或上体。例如泰卦,自下而上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下卦为乾,上卦为坤。六十四卦卦形之后为卦名,卦名之后为卦辞,即解释每卦要义的文辞。又有解释每卦各爻要义的文辞,称为“爻辞”。以乾卦为例,“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其中为卦象,“乾”为卦名,“元,亨,利,贞”为卦辞,“初九”为爻题,“潜龙勿用”为爻辞。除六爻爻辞外,乾卦还附有用九,坤卦还附有用六,这是其他卦中所没有的。

    《易传》是解说《易经》的部分,共有十篇,又被称为“十翼”。“翼”为辅助羽翼之义,“十翼”的作用就是辅助阐释经文部分,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彖传》又称《彖辞》,用来说明各卦的基本观念,裁断卦名、卦辞所含的义蕴。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彖传》上篇解说上经三十卦,下篇解说下经三十四卦。《象传》亦称《象辞》,重在解说卦名、卦义及爻辞,分为大、小《象》,《大象》解说六十四卦,《小象》解说三百八十四爻。《象传》上、下两篇分别解说上、下经。《系辞传》是通论性质的著作,从义理方面对经文作了比较全面的辨析和阐发,包括《易》的来源、卦爻的象征意义、《易》中包含的道理、《易》的神妙功用、对人事的指导意义、占筮方法、卦爻的分析方法等,还对某些卦爻作了选择性的解释。《文言传》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篇名,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说卦传》主要解释八卦性质和象征,即孔颖达所谓:“《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也”。《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与意义,《杂卦传》则是将卦德属性相反的两卦为一对,说明各卦之间的错综关系。韩康伯注曰:“《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

    经、传共同组成了流传到现在的《周易》。经文形成的下限大约在殷周之际,带有浓厚的占筮色彩,但也有上古传说、历史的因素隐括其中。作为传的《易传》(“十翼”),汉唐学者普遍认为是孔子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此说,加以肯定。自北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等,此说开始受到质疑。多数学者认为,“十翼”非孔子手订,亦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其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大抵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经过我们的研究,《易传》不仅与儒家、道家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与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等有一定的关系。除了儒、道两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2]

 

三、《周易》的流传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就是说,《易》之成书,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继创作、推演、加工和阐述,涵盖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阶段。颜师古注《汉书》引孟康曰:“《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我们认为,八卦早已先于《易经》而存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文本化的《易经》在占筮的形式、内容、功能上较前代大有进步,并蕴含了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显示出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演的因素。春秋时期,诸子蜂起,理性文化逐渐与卜筮文化分离,易学也开始丢掉卜筮的外衣,逐渐理性化、哲理化、抽象化,《易经》开始被赋予各种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支,在《易经》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掘岀了其中的伦理政治内涵。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多家治《易》的局面,但其授受源流已难以究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仅对孔子之后《易》的传授作了记载,其先后次序分别为:孔子-(商)瞿-楚人馯臂子弘-江东人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于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汉书·儒林传》与此略有不同。《史记》、《汉书》所记可能未尽属实,但至少能够说明,《易》在儒家内部的传授是赓续不绝的。

    除了通行的传世本《周易》,战国秦汉之时,尚有其他版本的系统《周易》在各地特别是南方楚地流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以及阜阳汉简《周易》等,可为其代表。它们与传世本在卦序、文字等方面有某些相异之处,而阜阳汉简《周易》则有可能是蓍龟家术数之学的代表。这些重要的出土文献及其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校读、研习《周易》和易学著作,还是颇有助益的。

秦代焚书,《易》以卜筮之书且合于秦始皇的思想性格和政治需要而幸免于难。汉代去古未远,象数易学盛行,且逐步迈向正统官学之路,故传授纷繁,流派多歧,大致分为今古文两派。其授受源流,可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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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时期,费氏易学兴起,马融继承并发展了费氏治学传统,对古文《周易》文本做了必要的校订,并开启了以传解经的注《易》方式。郑玄学于马融门下,继承了费氏易学,为《易》作注,经今古文兼治,象数、义理并用。三国魏王肃、王弼为《易》作注亦用费氏,费氏由此大兴。另外,原本《易传》(“十翼”)各篇并未与经文合为一帙,以传附经的《周易》文本始于费直。是费直首先将传文打散来解释经文,其后郑玄又将《彖》、《象》之文打散分附于经文之后。到了王弼,更进一步将《文言传》也分散附于乾、坤二卦之后。今天流传的就是王弼定本。其间,费直的草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梁丘、施氏、高氏《易》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南北朝时期,王弼易学在南朝的影响巨大,而北朝几乎惟传郑玄《易注》。至隋,郑学寝微,王弼易学大盛。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将王注与晋韩康伯注合为完整的《周易注》,并对经传及注文详加疏解,成《周易正义》,定为经注的标准读本,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其中《周易》用的即是《周易正义》。唐代中期,李鼎祚不满王注引老、庄入《易》,遂作《周易集解》,多存汉注,后被清代《易》汉学家奉为圭臬。

    至北宋,易学的研究和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象数派和义理派均有较大发展和变化。陈抟为宋代象数派的重要倡导者,他提出许多图式,以图解《易》,后经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等学者的传承和发挥,最终形成为易学史上图书之学。胡瑗则是宋代义理派的重要开创者,程颐传胡氏之学,著《易传》(后世称《伊川易传》或《程氏易传》),创立理学派的易学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张载则秉持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正蒙》,创立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南宋时期,义理、象数相互杂陈,各家之学均有流传。理学大师朱熹融会各家之长,著《周易本义》,成为宋代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元明两代的易学大体上是对宋代易学的传承和沿袭。在义理方面,先后出现了一批注解和阐发《周易本义》的著作,并逐渐将其推上官方学术权威的宝座。由于朱熹易学并不排斥象数,所以元明时期的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方以智父子将象数之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明代的易学,基本上就是对程朱易学的注解、诠释,发明新意、见解独到者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来知德,他撰《周易集注》(又名《易经集注》)一书,创立错综、爻变诸说,颇有可取之处,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智旭撰《周易禅解》,成为以禅解《易》的典范,很受后人推崇。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气学派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宋明易学的成果,对古代义理之学作了一次大总结,成为义理易学的集大成者。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学者、文人纷纷弃虚崇实,学术风气幡然一变。以朴实考证为特色的汉易逐渐受到重视,但宋易因继续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汉易和宋易相互攻击诘难的现象。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的方针,清初易学界出现了汉易、宋易共同繁荣的局面。顺治、康熙之后,汉易逐渐占据上风。

    到乾嘉时期,复兴汉易成为易学界的学术趣向,代表人物是惠栋、张惠言。惠栋著《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发挥易汉学,惟汉易是从。张惠言著《周易虞氏易》、《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力求全面恢复虞翻易学。焦循则是不同于惠栋、张惠言的另一汉易代表人物,所著《易学三书》,一改惠栋、张惠言的学风,依汉人解《易》的精神,独辟蹊径,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清儒对汉易的整理和恢复实功不可没。受汉易兴盛的影响,清代易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带有明显的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但其对前代易学的评论还是非常深刻、比较允当的。例如,关于易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它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所论还是较为客观、有一定说服力的。

    对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的系统考辨,也是清代易学的一大特色。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胡渭的《易图明辨》更堪称一代名著。这些人物和著作力驳“河图”、“洛书”之谬,揭示了图书之学的本真面貌,解决了易学史上的许多重大疑难问题。

    晚近以来,由于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易学研究的内容和倾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学术派别,表现出一些新的特色。有的侧重于对《周易》文本的注释,如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有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周易》进行研究,如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等;有的还以现代科学论证《周易》的科学性,如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丁超五的《科学的易》等,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当今易学领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的新时代特点,成绩显著。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对《周易》及易学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必将出现新的热潮,取得更大的成就。

 

、《周易》核心精神的当代价值

 

    当代著名学者余敦康先生曾说:“中国智慧在《周易》,《周易》智慧在和谐。”[3]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与根本精神之一,而追根溯源,《周易》实为其重要渊薮。《周易》通过六十四卦来推衍阴阳变化,又通过卦象的阴阳变化来寻求包括自然、社会在内的天人整体和谐。《周易》将宇宙万物抽象为阴阳二体,用阴阳二爻加以体现。六十四卦正是通过阴阳二爻的当位得中及相应来体现天地之间的和谐秩序,其基本规则是:《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各有其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得位或当位,得位为正,象征阴阳各就其位,合于其应然的秩序。六十四卦中,每卦有上体、下体或外卦、内卦之分,二为下体(或称内卦)之中,五为上体(或称外卦)之中,若爻居中位即为得中,象征守持中道,中庸而行,合于阴阳和合的法则,从而体现和谐之道。在当位执中的基础上,若卦中六爻上下相应,即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两两相互交感,相互遇合,刚柔相济,彼此推移,就能达到完美的结合,象征着阴阳进入最佳的和谐状态,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太和”。《乾卦·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岀庶物,万国咸宁。”“太和”是和谐的最高形态,和谐是《周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天道变化,社会发展,正是在变化、摇摆特别是螺旋式上升中找寻求这种和谐的目标。

    《周易》倡导的这种建立在阴阳和谐基础上的和谐,大体上包含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天人)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周易》的这一和谐理念就是要通过人的发展来协调和沟通社会发展的诸要素,最终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获得更高层次、更高水准、更加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心灵和谐是整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的基础,最终能够推动人际关系、天人关系走向和谐的局面。这种目标追求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灯塔,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有极为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当然,在阴阳相互激荡、交替运行中,寻求和谐的目标需要有力的支撑,这个支撑点就是创新。创新从来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周易》则是中华民族创新理念的重要思想渊薮。《周易》以变化“日新”,生生不已为根本,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颂赞“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要求“去故”“取新”,强调“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贯穿于《周易》全书和整个易学发展史的基本思想线索,创新是《周易》的重要内涵。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首先是忧患意识、进取精神的产物,而这种意识、这种精神可追溯到《周易》。《周易》带有浓厚的周族性格因素,周族曾因种种原因而多次迁徙,在不断的迁徙中,周族形成了戒慎警惧、执中守正的忧患意识,保持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周文王被拘羑里而推演《易》道,文、武二王周革殷命,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意识的充分体现和高度发展。而作为对易学的创新发展,文王演《易》本身又开启了周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使得后世几千年不断溯其源而扬其波。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在包容、吸纳、融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周易》海纳百川的兼容理念有着密切联系。《周易》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强调在多样性、多元性的前提下寻求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性、统一性,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要求兼容并包,并施以智慧,从而“厚德载物”;讲求融通,“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从而“弥纶天地之道”,以总结规律,科学创新。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是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总结规律、运用规律的结果,而《周易》正是对天地之道、万物情理的归纳与总结,带有某种规律性。其中的阴阳思想、辩证思维、整体观念、符号系统、感应观念、类比方法、系统原理、数列思想、相对原理、对称图式、互补原理、均衡思想、周期循环思想等,对中国科技、人文的发展与创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无一不是创新精神的体现,都有易学的创新理念在其中发挥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生生不息,日新月异,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创新,而这种创新精神正是易学变通、“日新”、革故鼎新等理念的实践性表达。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目的就是追求和谐,追求人类个体的身心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目前,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正在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大步迈向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辉目标,《周易》经传和易学思想必将在这一进程中起到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而另一方面,易学文化研究也会历久弥新,再度走红,从而迎来更加深广、更加健康的“《周易》文化热”。

 

五、关于《周易》的校注和导读

   

    我们认为,《周易》的校注、导读工作,可选用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所收《周易正义》为底本,校以其他各重要版本,包括传世本和出土的简帛本,综合去取,择善而从。同时,在诠释象数、注解文字、疏通文意过程中,广泛吸收、借鉴前贤和时哲的各种整理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王弼、韩康伯《周易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苏轼《东坡易传》,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来知德《周易集注》,王夫之《周易内传》,李光地《周易折中》,陈梦雷《周易浅述》,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吴汝纶《易说》,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新注》,李镜池《周易通义》,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周振甫《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南怀瑾、徐芹庭《周易今注今译》,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刘大钧、林忠军《周易经传白话解》,张政烺《马王堆帛书经传校读》,韩自强《阜阳汉简研究》,濮茅左《出煮熟研究——兼述先秦两汉出土与传世易学文献资料》,等等。可以说,这些成果都是进行《周易》整理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我们有必要反复研习,认真体会,以求从中获取更多的教益和启发,做好《周易》的校注、导读工作,进一步推动易学文化研究、教学事业的深化和发展。

                                                                                                                           

 

                                                                                                                             张 涛

                                                                                                                         2011年3月

 


[1]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四部丛刊三编本。

[2]参见拙文《论的成书与学派归属》,《历史文献研究》(第2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余敦康:《中国智慧在,智慧在和谐》,2006年8月24日《光明日报》。